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最終使中國吃口糧的人，實現了計劃生育，少增加了3億；李鼎銘先生的“官口”論（“精兵簡政”論），為什么沒讓中國吃“皇糧”的人，實現“計劃生育”呢？ 
眾所周知，官民比例適當是和諧社會的共同特征；官民比例不當對社會安定是一個嚴重威脅。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先生指出：“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中國如果不能有效節制“官”的“生育”，導致口糧人口與皇糧人口剪刀差擴大，后果可想而知。因此，皇糧人口“計劃生育”與口糧人口計劃生育同樣重要。 
    所謂皇糧人口“計劃生育”，就是指精兵簡政，抑制官僚主義自我膨脹。我贊成一個新技術革命條件下“精兵簡政”的新論―電子政務是節制官員“超生”的治本之策。

                                   官位增多不是行政膨脹源頭 
    經過20多年來多次精兵簡政和機構精簡，中國在編干部從1979年279萬人“精簡”到1997年的800多萬人。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干部目前高達1316.2萬人；當今吃“財政飯”的總人數已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于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盡管從嚴格意義上講，吃官糧的，不一定就是官。但他們通過權力系統吃官糧這一點，與前者并無區別。 
    任玉嶺先生提出，要實現精兵簡政的目標，必須要從精官和減官做起。“我們的精兵簡政，之所以越精越臃腫，越簡越多，就是因為有官位不斷增多――造成機構不斷擴大――又引起人員不斷增加的惡性循環存在。因此，要從源頭上切斷這個循環，就要精官和減官。” 
    我以為任玉嶺先生找錯了問題的源頭。我不贊同官位增多是行政膨脹源頭的看法，主要有兩個理由。 
    第一，沒有結合公共需求和管理任務的增加看官位的多少。 
    為什么沒有人擔心保姆過多呢？因為保姆增加，可能意味著社會對仆人的需求增加。同樣，公仆多不多，首先要看公共需求多不多。工業化本身，就是社會化過程，就是公共事務越來越多的過程。社會化程度越高，公共管理的任務越重，對公共管理的需求越大，增設官位的壓力越大。例如，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通常意味著相應的公共管理任務的增加；社會化復雜程度的提高，要求相應的公共管理人員增加。 
    看待官位多少，首先要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因為在精簡之后，官位出現反彈性增加，有關部門最有力的一條理由，就是“事情”變多了，人少管不過來了。雖然不排除其中有官僚機構自我膨脹的成分，但社會化管理需求和管理任務增加，卻不是人為杜撰出來的實際情況。“小政府、大社會”的主張不考慮管理任務增加的現實搞精簡，其結果是一旦引發“有事沒人管”現象，就會反而使自己變得不現實起來。從實際效果看，政府職能轉變后，公共管理任務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這個事實，更證明了不考慮公共需求和管理任務增加片面裁人，不符合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國情，因此是不現實的。 
    如果不結合公共需求談官位增加，會經不起來自人事部《中國人事報》“任宣”如下觀點的反駁，即財政供養人員與人口的比率“美國為1∶15，法國為1∶11.5，德國為1∶15.77。政府的錢用在服務民眾上是應該的……‘官民比’的多少在這里已經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了”。似乎中國官位不僅不該減，還應該增加才是。而我們提出電子政務精兵簡政觀點，必須要能承受“社會事務增加”、“服務民眾事業擴大”這一重考驗才能成立，才能算數。 
    第二，沒有結合管理層次、管理成本的多少看官位的多少。 
    任玉嶺先生認為，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還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經管的又無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費就多，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帶來了腐敗。這些都是實情。但我一是沒有看到任玉嶺先生把這些成本與官位增加帶來的社會收益掛起鉤之后，再看成本是增加或是減少；二是沒有把官位與層級結構和流程特點結合起來看成本與結構的關系，具體而言，他沒有指出官僚主義由于層級過多帶來的低效率這個最大的成本，沒有說明用行政分層結構提高的效率減去降低的效率，同時與官位增減的效果比較后得出的最后結論，是傾向于職能改進，還是流程改進。 
    這個問題雖然沒人給他指出來，但與我們的問題卻有很大關系。因為電子政務精兵簡政，主要是靠優化流程，在部門分割的金字塔結構中增減官位，與在一站式服務的流程改進中增減官位，意義完全不一樣，效果也有本質區別。我認為任玉嶺先生觀點中隱含的那種不動流程的方案，將是低效的。 
    由于任玉嶺先生只提出了問題，而在公共管理最主要兩方面―收益和成本分析上―都沒見到具體分析，所以目前還看不出能解決什么問題。 

                                電子政務要求公共行政方式轉變
    我國官僚機構陷入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直至“精簡”到人滿為患的循環，這種現象背后的實質是落后的公共行政方式不適應新型工業化的社會發展要求。這是工業化與信息化這兩次現代化的矛盾在中國新型工業化這一過渡時期的集中表現。也就是說，社會公共需求，已呈現“新型工業化”特點，而社會公共供給，還停留在“工業化”特點中，把“新型”二字遺忘了，從而跟不上中央的要求。 
    公共行政方式，就是公共品的生產方式。例如，農業社會的公共品生產方式，就是人治；工業化的公共品生產方式，就是金字塔式的官僚制。如果說，公共行政的生產力，就是一種執政能力。那么可以說，在一定條件下，采用先進的公共行政方式，會帶來較高的執政能力。 
當前我國落后的公共行政方式，集中體現在傳統工業化的政務邊際成本遞增的效率觀及其實踐上。所謂政務邊際成本遞增，就是事情越多，要求干活的人越多，成本因此也越高。這個規律既適于機構膨脹，也適于機構精簡：機構膨脹是因為事多，所以要增人，成本因此上升；機構精簡是因為成本太高，要求減人，結果做的事又少下來。只有一樣是不變的，就是機構改革前后的行政效率是不變的，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前后行政效率的變化率（切線斜率）是不變的。這就是膨脹與精簡循環的內在規律，也是循環現象的真正源頭。它與官位設置本身幾乎是無關的。不觸及循環的規律而想打破循環，實踐證明屢屢碰壁。 
    傳統工業化的公共管理方式，完全落后于信息化中公共行政發展的國際潮流。要想真正解決問題，當務之急是要保持公共行政方式本身的先進性，而不是在原有生產方式下爭論投入勞動力的多少。這就好比，如果嫌農民的效率低，先不要討論改變農民數量。農民多也好，少也好，農業生產方式本身，就決定他們是低效的，提高效率的根本辦法是采用工業化、產業化的生產方式。看來，什么是先進的公共行政方式才是更要緊的問題。 
    人們以往只是把電子政務當作一種技術現象，普遍忽視其中帶來的先進行政管理理念。事實上，在當今國際潮流之下，最先進的公共行政理念正是在電子政務實踐中得以充分展現的。電子政務對于政府的執政能力帶來的新東西，首先是行政理念的現代化，即從前一次現代化的公共管理方式理念向下一次現代化的公共管理方式理念的轉變。 
    電子政務在政務上的先進性，集中體現在行政效率觀的根本轉變上。電子政務的行政效率觀正從工業化的政務邊際成本遞增，轉向政務邊際成本遞減的方向。舉例來說，一站式服務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能，是行政方式的根本轉變。它不是在部門分割、金字塔式公共品生產方式下通過調整官位數量的多少實現的。一站式服務是通過優化政府流程，克服了官僚制的中間阻梗，提高了行政效能，造成了新經濟中那種典型邊際成本遞減的效果，即在固定投入大，邊際投入少的前提下，服務的人越多，平攤稅收成本越低。這樣的方式，才能為事業發展、管理任務增加條件下，人員不增反降的精兵簡政，提供充分的基礎。 
    對于電子政務所對應的政務―即新公共管理方式而言，與傳統“精簡―膨脹”循環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規律與邊際成本遞增相反。也就是說，它與造成循環的那種規律相反。這意味著，事、人與成本，不是正相關，而是負相關。這就切斷了“精簡―膨脹”循環的動力源。比如，提高公共響應的能力,不是通過增人或減人，而是通過提高知識系統的效能實現。僅以事多這條理由，要求膨脹官僚，其合理性再也不能象現在這樣充分了。又如，當社會事務處理的復雜程度提高時，復雜系統的效能，與增人減人相對無關，而更多與人力資本投資相關。 
    只有讓官位多少問題，在政務中的重要性下降，讓信息和知識在政務中更多發揮作用，皇糧人口的“計劃生育”問題，才有條件得到徹底解決。這就是行政生產方式轉變的內涵所在。歷史地看，官僚制是發展工業化的需要，中國工業化沒有完成，官僚制的歷史使命自然就不會完結。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現在搞的是新型工業化，要注意用“新型”方式克服官僚主義自我膨脹，使政府脫離群眾的傾向。從克服傳統工業化行政管理方式的弊端的角度出發看，世界上恐怕沒有什么比電子政務更好的針對官僚主義膨脹的新型“抗生素”了。 
    生產方式這個大的前提轉變后，官僚多一點好還是少一點好的問題，將轉變為另一個問題：官僚到底是包袱還是財富？這取決于決定他們效能發揮的行政系統的生產方式的有效程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說農民是包袱還是財富，要取決于他們被結合進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在農田里是包袱，成為電子信息產業的廉價勞動力，就成了橫掃世界制造業的財富殺手锏。如果我們希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公共行政，也不妨選擇克林頓政府那樣的公共福利政策。與現在不同的只是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將有飛躍性的提高。 
    這個問題解決了，就會出現“官位”增加與“做事”增加的邊際效能比較，向著“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最大化的“新型”方向發展，從而走出傳統工業化機構改革的怪圈。 
電子政務所涉及的那種轉型后的政務，也就是呈現政務邊際成本遞減規律的政務方式，目前還并不對應某種單一的公共行政理論，毋寧說它是一個方向探索的集合。目前，在新公共管理理論、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包括期望決策理論中，都具有這個方向的制度設計。盡管他們彼此的主張之間存在差異，但在抑制官僚主義自我膨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們為電子政務的發展提供了政務理論基礎，也為公共行政變革，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愿景。如果我們真希望工業化是新型的，這些探索都不應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