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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從行政生態看有中國特色電子政務
來源: 作者: 發布時間: 2006-08-07

對電子政務來說,“有中國特色”這一提法本身,就反映了行政生態學的觀點。有中國特色的電子政務,就是適合中國行政環境的電子政務系統的選擇。“中國特色”是環境與系統相互作用形成的。我們通過行政生態研究,初步建立了如下判斷:

有中國特色電子政務不同于一般電子政務的第一個特點,在于它是新型工業化類型的電子政務。

當前,主要發達國家推行的電子政務,并非新型工業化類型的電子政務,而是具有工業化完成階段特點的電子政務。主要表現在:第一,電子政務的理論基礎,普遍從強調政府規模和成本控制的公共選擇理論,轉向強調政府效能發揮新公共管理理論;第二,電子政務的公共行政目標,普遍從建立“小政府”,轉向運作“有效政府”;第三,電子政務的模式,普遍從以職能為中心,加強官僚制,轉向以流程為中心,改造傳統官僚制。

中國是應該跟隨這個潮流,還是保持自己特點呢?一些專家包括一些先行地區的政府提出了一些與發達國家類同的口號,但基于行政生態考慮,我們認為中國電子政務從總體上應保持自己的特點。

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們研究發現,電子政務發展水平與社會經濟結構高度相關。在我們對2005年四十國電子政務比較研究中,有兩個行政生態數據很說明問題:一是2005年一國人均GDP水平,與其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呈現正高度相關(相關系數r=0.887751)關系;二是中國的電子政務就緒指數在四十國中位列第二十八,而人均GDP位列第二十九,二者高度吻合;而人均GDP之外其它所有因素加起來,對電子政務水平位次的影響,不過在一兩位之間。說明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影響最大的,既不是電子,也不是政務,而是社會經濟結構。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了不同的電子政務發展水平。而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一個長期緩慢漸變的過程,不象技術可以進行不斷的跳躍。映射到電子政務發展上,突出的制約因素表現為,電子政務的覆蓋范圍還主要限于城市;農村大部分人口無法直接或間接享受電子政務服務。

既然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影響電子政務發展水平的社會經濟結構問題,指望電子政務達到經濟社會結構完全不同的發達國家的水準是不現實的。中國不應該也不可能超越“工業化未完成”這一行政生態條件,發展工業化完成階段的電子政務。

我們應當把新型工業化作為有中國特色電子政務的基本定位,而不是把發達國家的一般定位當作我們的定位。我國電子政務中的新型工業化特色,應主要表現在以加強專業化分工、科學管理為基本政務訴求,以資源共享、創新發展為帶動方向的電子政務發展中。

有中國特色電子政務不同于一般電子政務的第二個特點,在于它是官僚制條件下體現人為本精神的電子政務。

發達國家電子政務在公共行政管理發展方面的一般特點是,重心從職能轉變,發展到流程再造,最后轉向公民導向。表現在:第一,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論基礎在公共選擇之后,先是新公共管理,后是新公共行政;第二,政策的績效目標的轉變,在效率導向后,先是效能導向,后是公民導向;第三,電子政務先是以政府為中心,后是以公民為中心。

我國的情況不同,我國電子政務目標在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進政府管理和方便人民群眾”。它一頭聯接行政官僚制中的職能優化,一頭聯接以人為本。在提出轉變職能、優化職能后,直接提出了以人為本。中間并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電子政務普遍經歷的政府流程再造過程。用一個不太精確的說法形容,相當于是先新公共行政(主張公民導向),后新公共管理(主張流程再造)。這一點與國際上相反,是一個中國特色。

我國在這一點上為什么會與世界各國不同呢?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不同步是從克林頓、布萊爾的行政改革綱領(重塑政府)出臺之后開始的,發達國家紛紛開始轉向以流程為中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我國之所以冒著機構精簡漲縮循環的風險,堅持以職能為中心(包括轉變職能和后來的優化職能)進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而沒有提“重塑政府”、“政府流程再造”,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認為在于,以流程再造為核心的電子政務,本質上是工業化完成階段后的電子政務,而以職能為核心的電子政務,本質上是工業化的電子政務;我國工業化沒有完成,對于貿然轉向政府流程再造有所顧慮。具體來說,發達國家的流程再造,是以工業化期間分工專業化行政水平高度發展和成熟為基礎的;我國現代化的主要任務是工業化,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還保留著頑強的人治傳統,如果在人治傳統沒有被分工專業化的科學管理傳統徹底改造的情況下,貿然解構科學管理傳統,擔心造成農業社會人治的回潮。這就是雖然大家都知道條塊分割不利于協調,但又不能輕易調整體制的原因。

我國特殊的行政生態環境,決定了在官僚制框架下體現以人為本精神這一電子政務特色的若干具體特點。

首先,以人為本是在政治-行政二分前提下提出的。政治決定行政,行政不能背離政治本質自我膨脹。我國信息化“目的是要提高行政透明度,提高管理效率,推進勤政廉政。說到底,如果搞信息化后不能便民,反而更麻煩和更復雜了,就沒有生命力。要確實讓老百姓感到信息化是為人民服務,為老百姓服務,這才有意義”。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決定了我國行政的特點,不同于僅僅將公民當作顧客的管理主義,提以人為本就是要避免走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彎路。這與新公共行政旨在揚棄政治行政二分的背景不同。

其次,以人為本是在以職能為中心的工業化行政體制環境中提出的。我國目前的行政環境不適合整體上的政府流程再造(已如前述),因此以人為本不同于新公共行政的公民導向,是工業化條件下以人為本。

第三,以人為本是在官僚制背景下提出的。我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官僚制的積極作用,強調以人為本有助于在發揮官僚制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官僚主義的惡性膨脹,而且越是不得不倚重官僚制,就越要提高官僚的使命感。

第四,我國政治體制與西方不同,對電子政務的政治訴求也不同,以人為本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不等于政治性的電子民主,它更多著眼于從行政倫理和民主行政方面入手完善現有行政體制。

有中國特色電子政務不同于一般電子政務的第三個特點,在于它是引領變革的力量。

國際上一般是行政體制改革先于電子政務,為電子政務指明趨勢。表現在,第一,改革的理論是公共行政理論,而不是電子政務理論,電子政務是配合行政改革的行動,先有公共行政,后有電子政務;第二,先有政務綱領,后有電子政務,例如流程再造以重塑政府的政綱為依據,而不是電子政務工程帶動政務改革。

而在中國,電子政務與體制改革處在相互促進關系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子政務起到了引領體制改革的作用。發揮電子政務的引領作用的根據在于:第一,通過技術革命推動對公共產品生產方式的傳統改造,提高執政能力,充分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第二,通過技術變革為管理變革提供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基礎,促進上層建筑的發展和完善,反映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第三,由于中國發展不平衡,電子政務不可能搞一刀切,總體平衡的定位是通過一些局部先行、一些局部后進、最終共同提高來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電子政務至少可以帶動行政生態條件較好的地方加快行政改革的步伐,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調整,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當前應在整體把握新型工業化全局的前提下,本著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原則,根據行政生態條件的不同,鼓勵發達地區、窗口部門和試點領域先行一步,大膽改革條塊分割的傳統體制,為促進以流程再造為標志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探索新路,通過電子政務帶動傳統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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