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將從多方面影響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進程。在和諧社會建設中，如何提高政府自身管理的水平，實現公共治理的和諧，將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盡管影響公共治理和諧的因素很多，政府在推進公共治理的和諧方面也有多種途徑，但不管選擇哪條路，都要把借助信息網絡技術、推動政務信息化、發展電子政務放在重要地位，這對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提高民眾對政府的認同感和信任度，促進社會和諧，都具有重要意義。 

公共治理的和諧是和諧構建中的重要內容 

我們注意到，這幾年來，理論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還從不同學科的角度進行了一些分析。比如社會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政治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學家強調，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充滿活力，又能夠持續發展的社會；法學家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權利，且有秩序的社會。這些討論對人們加深對和諧社會的理解，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都是很有意義的。 

筆者認為，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約束，以人為中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協調統一的社會。這樣的理解，至少可以包含三層要義：首先，和諧社會是以人為中心的。就是說在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始終應該以人為中心。如果離開人，就談不上和諧與不和諧。其次，和諧社會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約束來實現的。因為離開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約束，和諧社會就失去了衡量的標準，這兩者缺一不可。再次，和諧社會的實現程度直接反映著一定時期公共治理的水平。因此，一定時期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和諧，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影響很大。 

離開一定時期公共治理談社會和諧，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胡錦濤總書記講到的“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等，實際上都是在強調政府管理本身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夠成立的話，我們認為，在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諧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原因很簡單，因為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最終都體現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諧。而政府是凌駕在社會之上最具權威的公共機構，它代表的公平、正義是其他任何組織機構無法替代的。政府有權制定法規和公共政策，可以作出制度安排，而這些法規、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當，都會直接影響到公共治理的和諧；同樣，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公共治理的和諧與否，又會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公共治理的和諧不僅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決定其他和諧要素是否和諧最關鍵的因素。這同時意味著，政府在和諧社會構建中，必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反過來看，中國社會目前出現的許多不和諧現象，說到底，多數都與公共治理的不和諧有關。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于公共治理的不和諧引起的。這些因素主要表現在發展的結構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偏頗以及制度安排的缺失等三個方面。 

另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如何對待弱勢群體問題。一般來說，個體差異是永遠存在的，問題是弱勢群體在整個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越來越被邊緣化，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因為弱勢群體不像強勢群體能夠憑借著他們對社會財富的占有，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弱勢群體在爭取公共政策方面能力的下降，應該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一個十分重要原因。 

推進電子政務，促進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諧 

既然公共治理本身的和諧對整個社會和諧有重要的影響，那么提高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諧度，就會對和諧社會建設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在提高公共治理水平，改善公共治理的方式方面，信息網絡技術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 

推進電子政務，之所以可以引起政府管理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首先在于它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因為在電子網絡政府狀態下，政府不僅要把能夠公開的信息，在一定的信息通道上公開，讓行政區域內的單位、個人能夠及時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各種相關的制度、規定等；而且這種公開本身就有一個接受社會和民眾檢驗其是否合理的過程。 

電子政務對公共治理方式的影響，還表現在借助信息網絡技術，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公共服務提供的手段，利用各種信息工具，如網絡、電話、手機、信息亭，集成多種信息技術，為社會、公眾、企業等各類社會組織提供便捷的服務，提高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促進社會和諧。在這方面，全國許多地方都進行了一系列大膽的實踐，并構建起很多便捷的信息化公共服務系統，這些系統的開發和應用，不僅改善了政府的公共服務手段和方式，而且在提高民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促進社會和諧方面也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所有這些典型案例中，尤其以北京市東城區構建的社區醫療信息化服務系統，最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