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９年底至２０２０年初，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ＮＣＰ）突襲中國，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平臺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互聯網平臺在抗疫過程中的作用凸顯，加速了中國數字化進程。
　　從互聯網發展基礎來看，相比起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爆發時期，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已大幅度提升，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我國網民規模達８．５４億，互聯網普及率達６１．２％。互聯網已成為居民生活的一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電子商務網上零售額超過１０萬億元，占全球四成以上，物流包裹數量超過了６００億件，幾乎占全球一半。在全球２０大互聯網平臺企業中，中國占據了７家。正是強大的互聯網發展基礎，使中國的互聯網平臺公司在組織社區生活物資分發、跨國跨省救援物資調配、救援資金募集、政府指令和疫情信息充分傳遞方面的表現，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例如，在疫情集中爆發之初，互聯網平臺企業們迅速響應，在第一時間整合全球資源參與抗疫行動，阿里巴巴與東方航空全面合作，緊急在全球采購Ｎ９５口罩等醫療物資，快速整合全球資源，為緩解各類資源困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各類電商平臺企業、外賣平臺、快遞物流企業在疫區生活保障、物資保障、社會力量動員、科研支持等多個方面發揮出了很大的作用。隨著互聯網平臺的作用持續發揮，將對中國的數字化進程起著加速作用。
　　第一，互聯網平臺匯聚資源，增強社會動員能力。而互聯網平臺的多方共贏使得資源共享的深度和寬度逐漸增大，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空間的限制，產業的跨界融合也越來越明顯，從而使得互聯網平臺企業具有很強的集聚效應，實現線上線下供需雙方的高效匹配，實現多方連接。例如，在國內擁有８億用戶的支付寶基于對用戶、政府、企事業單位抗疫服務需求的緊缺情況調查，面向社會各界開發者發布“１０大疫情期最急需服務開發清單”，號召更多開發者投入進來開發更多服務，解決社會問題。從互聯網平臺參與抗疫行動來看，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以平臺企業為連接器，互聯網正在發揮著前所未有的資源整合能力，正是這種資源整合能力，使社會的應急動員能力大幅度提升，實現多主體、多維度、多平臺的協同合作，從而使社會資源高效整合，投入到抗疫戰爭之中去。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爆發時，社會動員主要依賴國家的力量。從本次抗疫戰爭來看，國家力量的動員機制，在部門協調、社會力量協同、實體物資調度、信息傳遞等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之處。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政府、社會組織等深入合作，將可以更有效地組織和調動資源，為重大公共事件提供高效的支持。因此，從未來發展看，互聯網平臺企業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等多方面的合作，將在社會應急管理、資源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將助推我國社會動員機制的進一步數字化。
　　第二，互聯網平臺發揮社會信息傳遞優勢與技術優勢，為抗戰疫情提供助力。本次抗疫，數字技術第一次大范圍應用于應對公共衛生事件。打開“百度地圖”　ＡＰＰ，點擊疫情地圖中的遷徙地圖，搜索武漢，便可看到疫情爆發后，自武漢遷出的人員去向，百度發熱門診地圖則依據衛健委官方數據，用戶可直接點擊進入查看附近所有發熱門診的醫療機構，或者直接搜索醫療機構，查看設有２４小時發熱門診的醫院。而各種手機應用，提供了非常翔實的疫情地圖，使相關信息精準地傳遞到社會公眾中，使社會信息更加透明化。而根據“航班管家”統計，可以顯示疫情爆發以來武漢出港航班的各目的地數據。而網約車等基于互聯網的出行方式，使傳統技術很難防控的行動過程可能感染更容易定位。因為一旦出現疑似或確診病例，平臺可以快速鎖定行程司機、后幾單的乘客，并及時將具體信息同步給政府相關部門。
　　在科研方面，平臺企業也能發揮數據、算力等方面的優勢，推動防控技術發展。近日百度研究院宣布，ＬｉｎｅａｒＦｏｌｄ算法可將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的全基因組二級結構預測從５５　分鐘縮短至２７　秒，提速　１２０　倍，節省了兩個數量級的等待時間。阿里巴巴達摩院研發的ＡＩ算法，可將原來數小時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縮短至半小時，大幅縮短確診時間，并能精準檢測出病毒的變異情況。
　　第三，在非常時期互聯網平臺發揮社會基本生活保障功能，避免社會恐慌。在疫情襲擊下，城市生活如何保障，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互聯網平臺通過電子商務、外賣、精準物流等方式，為城市基本生活提供保障，避免因疫情而出現的社會恐慌。例如，在自我隔離期間，通過各類互聯網平臺，實現購物點餐，從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
　　而且，互聯網平臺能夠利用大數據等進行跨區域調度物資，避免局部地區因特殊原因而出現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在數字技術武裝下的物流企業，也能夠更高效地為社會提供服務。互聯網平臺的數據透明化，也保證了特殊情況下特殊商品的價格穩定。例如，口罩等防護物資緊缺期間，阿里巴巴、京東等主動要求平臺上的口罩、消毒液等防護類用品絕不允許漲價，漲價者永久清退。眾多餐飲、零售平臺也紛紛承諾疫情期間不漲價。
　　醫療是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期間的一個重要需求。一方面，醫療需求會因疫情而增加，另一方面，社會公眾由于害怕醫院的交叉感染，而不敢去醫院。而互聯網平臺提供的線上問診等模式，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在疫情期間，阿里健康、平安好醫生、叮當快醫、優健康等多個平臺通過開展線上義診、名醫直播等方式，為公眾提供線上問診服務。
　　第四，互聯網平臺推動產業數字化，穩定社會經濟發展。
　　疫情期間，餐飲行業受到了巨大沖擊，員工大多處于停工狀態。以盒馬開始，互聯網企業開始了“共享員工”行動，阿里本地生活、美團、京東等均推出就業共享平臺，招募萬名餐飲員工臨時送生鮮外賣，這解決了餐飲業員工的臨時就業問題，為“穩就業”提供了大的助力。互聯網平臺通過提供各類線上服務，為“穩消費”作出貢獻。由于線下消費被壓抑，線上消費就取代線下，成為消費主力。線上購物、線上教育、線上娛樂、線上健康等快速興起，使消費能夠維持在一個基本水平。
　　從生產端來看，互聯網平臺企業提供的各類線上辦公工具或應用，使很多傳統企業實現了線上開工。這種模式不但確保了疫情期間企業的運轉，而且也將在未來倒逼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從我國企業數字轉型來看，銷售端（電子商務）的發展很快，生產端的各種數字化設備也正在普及，但是，企業內部經營管理的數字化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提升。而在疫情期間，人群無法集聚，很多企業只能使用線上辦公，這將倒逼企業內部管理的數字化。從更長遠來看，在疫情期間，口罩、防護服等基本醫療保障物資出現了嚴重短缺，這也將推動制造企業與互聯網平臺企業合作，采取更加智能化的生產方式，既減少生產對人工的依賴，又提高生產的柔性化程度，可以更適應需求變化、更低成本地調整產能。
　　第五，填平數字鴻溝，實現普惠發展，使數字技術普及社會每個角落。全國１４億人居家隔離，線下活動近乎停擺，線上活動成為主要方式，使得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進一步上升，“數字鴻溝”有望加速填平。農民、農業、農村網絡服務進一步普及。因為疫情，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農產品滯銷的問題，淘寶僅用了１２小時就率先上線“吃貨助農”頻道；京東等企業利用自身優勢確保了物資供給和送達，有效保障了群眾的基本需求。平臺企業還解決了一部分小微企業和個體戶貸款難的問題。在疫情期間，企業處于停工狀態，沒有相應的現金流，使其融資更困難。而網商銀行、微眾銀行等互聯網銀行們，通過大數據風控，給幾千萬的小微企業和個體戶進行純信用經營性貸款。
　　第六，推動政府與互聯網平臺企業合作，使數字技術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從疫情發展來看，我國醫療體制、流通體制、應急管理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協同方面仍有差距，而互聯網平臺企業介入之后，在幫助政府搜集、發布疫情信息、實現緊缺物資的信息協同與高效配送等方面，發揮了較大作用。
　　從整體上看，應對重大公共事件，政府部門具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能夠確保社會基本資源的集中，從而能夠為社會提供基本的保障。但是，傳統的自上而下進行信息識別、抓取、分析、預判構建的政務信息化系統，短期內無法滿足公共需求的及時響應。這使政府部門在物資調度分配、社會生產能力組織、市場化資源利用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事實表明，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美團、滴滴等互聯網平臺企業，可以在社會成本很低的情況下，開放、有序地按照市場化原則來調動全球資源，成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生力軍。互聯網平臺企業在抗疫中凸顯出的資源調配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通過與政府的深度合作，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實力升級的體現，集中展現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飛躍實力。因此，應從國家實力、資源動員能力、社會響應能力等多視角，重新評估互聯網平臺的價值。
　　隨著互聯網平臺助推中國數字化，既要客觀且充分認識互聯網平臺企業在此次疫情中的新作用，更要著眼在未來“后疫情時代”，依托數字技術繼續完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大危機往往孕育著新機會，“非典”直接促成了中國電商和在線支付產業的騰飛，互聯網平臺企業在本次疫情中將數字技術和線上服務更深遠地推廣并實踐，相信在疫情過后，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價值將更加深入人心，“數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設將“去虛向實”，　深入社會治理和服務方方面面，最終加速中國的信息化、數字化進程。（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李勇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