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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璋: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警示
來源: 作者: 發布時間: 2018-04-13

最近在業內外,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們應該從中悟出什么?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來龍去脈

社交平臺臉書大量個人資料被英國資料分析機構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不當利用,借以影響美國總統選舉,引起社會關注和憤怒。

2013年,劍橋分析作為SCL集團的分支成立,主攻利用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的政治咨詢業務,核心是瞄準選舉過程。SCL集團在倫敦、紐約和華盛頓設有辦公室,老板之一是美國商人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

2014年,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Kogan)推出了一款名為“這是你的數字化生活”的App,用獎勵5美元做誘餌,吸引臉書用戶下載該App,做自己的個性分析測試,大約2.7萬名臉書用戶當時下載了這個App。科根因此取得了這2.7萬人的個人數據,同時取得了他們的臉書好友的個人信息,實際共獲取至少5000萬用戶的數據。 這個App獲取的數據包括用戶的動態更新、喜好、私信,而用戶對自身數據的泄露均不知情。

2016年11月8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

2018年3月19日,英國媒體第四頻道(Channel4)曝光了劍橋分析利用非法從臉書得到的數據,操縱美國大選及英國脫歐公投。

同日,臉書公司股價在開盤后股價大跌,終場跌近7%,創下近四年來的最大跌幅。

2018年3月25日,臉書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在英美數家主要報紙上刊登致歉信,就臉書公司在保護用戶數據方面犯的錯誤道歉。

2018年4月5日,臉書承認,多達8700萬名用戶的個人數據被不恰當地共享給了劍橋分析,遠大于之前公布的5000萬。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人和事

克里斯托弗·韋利(Christopher Wylie):既是這個事件的第一爆料人,也是當初協助創立劍橋分析的核心人員之一,他的爆料因此更加有力。

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Kogan):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利用一個小App獲得幾千萬用戶個人信息。

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本事件主角之一,劍橋分析創始人和CEO。

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美國富商,特朗普得力支持者,劍橋分析老板之一。

史蒂芬·班農(Stephen K. Bannon):曾經的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也是劍橋分析早期的董事會成員,劍橋分析的命名者。

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臉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2017年7月17日,《福布斯富豪榜》發布富豪榜,馬克·扎克伯格以凈資產667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六。

唐納德·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

假辦公室:韋利對媒體說,劍橋分析當初在劍橋并無辦公室,后來為了讓特朗普競選總統時的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相信自己的“學術性和專業性”,他們在劍橋建了一個虛假辦公室,當史蒂芬來的時候,他們從倫敦的辦公室派人,到劍橋的辦公室,給史蒂芬感覺他們運營操作主要在劍橋大學。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在民調一直落后希拉里的情況下,最后一刻翻盤當選美國總統。盡管特朗普競選團隊不承認劍橋分析在勝選中的作用,但是劍橋分析在媒體暗訪中炫耀說,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劍橋分析功不可沒,而他們恰恰是使用了亞歷山大·科根那個“這是你的數字化生活”的App收集的、未經授權的、臉書5000萬用戶的個人檔案及“點贊”內容等數據,預測并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危害和威脅

除了影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劍橋分析聲稱參與過多達10次首相和總統選舉,涵蓋亞洲、非洲、歐洲和南美洲,被媒體定位為“掩蓋在大數據高科技下的競選作弊器”。

劍橋分析宣稱,他們參與了2013年至2017年的肯尼亞現任總統肯雅塔的競選活動,重塑了其整個政黨的形象,重寫了他們的宣言、做了兩輪將近5萬個調查。做了體量龐大的調查分析,寫了所有的演講內容,并重新定位了整件事,包括了他競選的每個細節。由此可見,全世界的選舉不再是價值觀之爭,不再是政見的辯論,不再是在演講臺上的演講和辯論臺上的辯論,而更多的是大屏幕和社交媒體上的爭斗,變成一場看不見的信息戰。本來,選舉中媒體和信息一定會被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也一定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可厚非。問題是,為謀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非法收集個人信息,挖掘出選民的希望和恐懼,用來操縱選舉,對社會的危害是明顯的,已經不是侵犯個人隱私那么簡單了。

對整個社會的威脅還包括,劍橋分析的用戶越來越廣,已經覆蓋像萬事達卡那樣的全球信用卡公司,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那樣的軍事決策機構。

如果掌握數據的公司或個人,惡意泄密數據,直接的是危害個人隱私和社會安全,間接的還會極大的阻礙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如果掌握數據的公司或個人,利用手中的數據,刻意影響公眾輿論、政治生態和社會安定,甚至影響軍事戰爭決策,那就不亞于錯誤使用核武器了。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警示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發生后,關注度不可謂不大,公眾的聲討,美國的“刪除臉書運動”證明了公眾的厭惡態度,臉書公司股票大跌,反映了公眾的價值判斷,但是我們還可以做什么呢?

相關法律落后于技術的發展是客觀的,如何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及時健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不可或缺。

但是,法律也無法涵蓋社會約束的全部,約束是規范、不是限制,沒有數據的規范使用,就沒有信息社會的健康生態,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

必須建立適應信息社會飛速發展的健康生態,政府機構和商業實體必須有嚴格的數據采集、保存、傳輸和使用的規則,而健康信息社會生態的核心要素是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不僅僅是信息產業從業人員,所有全體民眾,只要是這個社會的參與者,都有維護其健康生態的責任,或者說,每個公民都應該具備足夠的信息素養,就像文化素養和科學素養一樣,都應該在信息意識、計算思維、數字化學習與創新和信息社會責任幾個方面加強修養。在中國,尤其是對青少年的信息素養教育刻不容緩,在中小學,應該注重信息素養的教育,而不是簡單的操作訓練。

顯然,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對我們發出了警示:信息社會發展要有健康的生態,必須有法律的約束;信息產業的發展、信息產業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產業的自律,全民信息素養的普遍提升、加強青少年信息素養教育也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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