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鄭永年在以《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為題的演講中指出，一方面我們要避免將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庸俗化，另一方面，不能只把“高精尖”的“顛覆性技術”視作新質生產力的唯一答案。

“新質生產力”不是一個學術概念，而是一個戰略性的概念。鄭永年認為，要把“新質生產力”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里看。

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五位一體”的布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鄭永年強調：“‘新質生產力’提出以后，社會上有各種解讀，我看到最極端的有兩個：第一種是說‘摜蛋也是新質生產力’，這是一個極端；第二種是說一定要實現‘顛覆性技術’才叫新質生產力，這也是一個極端。這些說法說錯也不錯，說對也不對。如果摜蛋也是新質生產力，那什么都是新質生產力了。而‘顛覆性技術’則是少而又少——如果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算，到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過去250多年恐怕只出現了三次顛覆性技術。”

鄭永年認為，從世界經濟史來看，無論是歐美的發展還是亞洲日本和“四小龍”的發展，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發達經濟體的社會，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實現了“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尤其是對于大的經濟體來說，沒有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個經濟體很難成為發達經濟體，大部分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對于產業升級，鄭永年強調，要有正確、科學的理解。“一般人對產業升級的理解是：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這就是產業升級，像亞洲‘四小龍’就確實是這樣。但是別忘了，一直生產鞋帽，生產附加值也可以一直增加。”能增加單位產品附加值的經濟活動，都可以把它稱為新質生產力。

當前正在進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正成為核心驅動力。鄭永年認為，未來的現代化如果離開了互聯網、離開了人工智能，就不能叫現代化。

圍繞著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現在各個國家發展出了不同的模式。鄭永年把它們大致歸納為以下四類。

一是美國模式。美國是以發展為絕對導向的經濟體，將其形容為“原始資本主義2.0”，特點是資本完全坐大，政府監管缺失甚至沒有監管。

“美國雖在互聯網與人工智能領域保持領先地位，但在聯邦層面對人工智能的監管幾乎空白，僅有的幾項總統行政命令也面臨挑戰，甚至有聲音呼吁為了與中國競爭而嘗試廢除這些監管。這顯示出美國完全的發展導向。”

二是歐洲模式。歐洲傾向于規則引導。由于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相對滯后，歐洲的發展模式是防守性的，是想把市場轉化為規則。

“很多人都非常羨慕歐盟模式，但實際上歐盟繁復的合規框架和嚴格的規定反而限制了自身競爭力。大家去看，現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競爭，都是美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歐洲公司沒有份。”

鄭永年表示，“工業4.0”概念雖然源自德國，但除了一小部分傳統產業在進步之外，德國沒有產生新產業。歐洲作為歷史上的創新高地，當前卻過度強調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議題，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三是亞洲模式。研究新加坡與越南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做法，將其稱為“全面開放、有效管理”模式。在這兩個國家，所有流行的社交媒體平臺皆與西方世界保持同步，均可無障礙訪問，但同時兩國實行了一套有效的管理體系。

“新加坡在互聯網管理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不僅高效有序，而且迄今為止并未引發重大負面事件。越南也效仿新加坡的做法，特別是在成為CPTPP成員國之后。”

四是中國模式。相較之下，中國模式在人工智能領域體現出明顯的監管導向。與美國偏重商用技術發展和技術應用推廣相比，中國則更專注于監管機制的構建，包括人臉識別、信息收集和監控等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效。

“在當前全球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的版圖中，中美兩國占據了主導地位，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和日本，尚處于劣勢且短期內難有顯著改觀。”

中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新文明地帶在哪里？經考察西北地區、京津冀、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等地，鄭永年認為，中國的新文明地帶分布于這幾個地區：北京、長江三角洲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對比來看，北京在基礎科研領域有堅實的基礎，有許多優秀的大學，但應用轉化能力相對較弱，大量科技成果轉向其他地區落地。長江三角洲也有其優勢，但在生產能力上粵港澳大灣區更顯突出。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新工業文明的策源地，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鄭永年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憑借產業鏈、供應鏈、基礎科研優勢，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大有可為，需要大灣區11座城市避免“內卷”式競爭，以金融合作為抓手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如何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下的‘化學反應’，構建一個高效的創新體系，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