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召開的深圳市兩會上,“數字經濟”成為高頻詞。身處國內數字經濟產業重鎮,近年來,為支持深圳加快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深圳法院主動服務大局,全面落實綜合改革試點,先行先試創新服務保障數字經濟發展,助力深圳打造國家一流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地,建設全球數字先鋒城市。

 創新實踐回應新業態

 2022年2月22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21年度廣東省法院涉互聯網十大案例。其中,王某與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個人信息保護糾紛案曾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和熱議。

 2019年4月22日,王某在使用微信賬號登錄騰訊公司運營的“微視”App時,發現該App在未告知也未獲得其授權的情況下,以“強制授權”的方式收集和使用了他的微信個人信息和全部微信好友信息。2019年4月26日,王某以騰訊公司侵害了用戶的選擇權、隱私及個人信息權益,訴請判令騰訊公司停止侵權并賠償維權合理支出1萬元。2021年12月17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騰訊公司向王某支付參與訴訟的合理支出1萬元。

 “互聯網企業可以在合法、正當、必要和安全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個人信息,但合理使用不得損害個人權益,厘清個人信息使用的界限是數據賦能的前提。”該案主審法官、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副庭長蔣筱熙介紹。

 據悉,該案系廣東首例適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案例,該案審判厘清了互聯網公司使用個人信息的界限,對規范互聯網平臺、App服務商對用戶的收集和使用,促進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深圳是數字經濟的先行者。2021年全年,深圳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約30%,規模和質量均居全國前列。但同時,新技術引發的新類型糾紛也層出不窮。2021年,深圳法院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23745件,審結24941件。其中,新收專利、計算機軟件、壟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案件4266件,審結5104件;新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不正當競爭案件497件,審結514件。

 在深圳市智搜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光速蝸牛(深圳)智能有限公司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案中,首次支持將互聯網公司開發的大數據追蹤系統的算法作為商業秘密予以保護,有效保護互聯網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算法技術的良性發展與應用;在深圳微源碼軟件開發有限公司訴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糾紛中,對互聯網平臺服務相關市場的界定及市場支配地位的認定提出裁判意見;對一起群控軟件“刷流量”案,認定該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依法規制經營者利用技術手段進行規模化批量營銷的行為;還有App竊取數據不正當競爭案、甲骨文域名保護案等新類型案件……一個個標桿性案件是深圳法院先行先試的探索,也是專業化知識產權審判助力深圳數字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集群發展的生動實踐。

 制度保障護航新經濟

 “發展數字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知識產權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加強數字經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際上是依托制度創新促進知識創新,通過對創新和知識要素的保護促進經濟發展。”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吳漢東表示,目前,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的內容沒有明確規定,司法應對新經濟形態的挑戰,需要系統思考和制度保障。

 4月22日,深圳中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深圳法院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創新案例”,涉及個人信息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業秘密、反壟斷等。出臺《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加強數字經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全面系統梳理與數字經濟相關的知識產權權利,圍繞“保護數字經濟創新創意成果”“依法規制數字經濟經營主體行為”“加強平臺治理和反壟斷”“加強前沿問題研究應對新型糾紛”“以數字化思維進一步深化審判機制創新”等方面,提出保障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的30項司法舉措。

 《意見》的實施得到了多位知名學者的高度肯定。吳漢東表示,深圳中院敢為人先,以創新思維保護知識創新,不斷推出重大改革舉措,這次出臺的30條數字經濟知識產權保護司法意見,進一步細化各種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對于深圳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和全球數字先鋒城市,必將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繼明認為,在新興領域,要構建響應及時、保護合理的知識產權規則體系。“深圳中院這一《意見》提出加大對大數據、人工智能、通信技術等新興數字技術創新成果的保護力度,可謂‘響應及時’,而且內容全面,思路清晰,具有針對性、前瞻性和示范意義。”

 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張亮也認為,該《意見》提出了契合數字經濟規律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要點,無疑會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相信一定能為深圳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更大司法推動力。

 內外聯動賦能新司法

 在深圳知識產權法庭審理的一宗專利權糾紛案的庭審現場,具有理工科專業背景的技術調查官符健嫻正在對相關關鍵證物進行技術比對問詢,協助法官查明有關技術事實。

 作為法官的“技術翻譯”,對于符健嫻而言,她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充當法律與技術之間的“橋梁”,減少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溝通障礙,幫助法官快速了解整個案件的技術難題以及爭議焦點。

 “我曾經代理了一起計算機專利糾紛案,司法鑒定程序耗費了6個月時間。現在案件經過技術調查官的介入,僅僅一周便查明了事實。技術調查官直接參與到案件的庭審中來,發揮他們專業的比對意見,節省了訴訟成本。”被告代理律師吳開山說。

 符健嫻是深圳法院3名技術調查官中的一員。為應對前沿復雜的數字技術難題,2020年9月,深圳法院嘗試在知識產權案件訴訟中引入技術調查官制度,并制定出臺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技術調查官參與知識產權案件訴訟活動的工作指引(試行)》和《深圳知識產權法庭技術調查官工作手冊》,構建“1+2+3”多元化技術事實查明機制,首創技術調查官全流程嵌入式協助技術類案件審判工作模式,多措并舉提升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效率。

 2022年4月19日,在深圳中院司法改革展廳內,深圳中院與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正式簽訂《關于協同推進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協議》,這意味著深圳法院探索建立了對既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又侵害知識產權權利的特定類型糾紛實行行政執法和行政調解先行介入程序。

 “我們將秉持‘共治’理念,以本次協議簽署為契機,進一步暢通執法監管、司法審判和行業自治的協同對接機制,實現知識產權治理齊抓共管。”深圳中院院長張應杰在簽訂儀式上表示。

 在與信息化同頻共振的改革浪潮中,深圳法院不斷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示范判決+先行調解”機制,構建“以司法引領推動多元共治,以信息協同智能多元化解”的深圳司法方案,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對訴前調解案件實現在線閱卷、E鍵確認送達、遠程視頻對接、大數據類案推送、人工智能輔助調解等集約化管理,以數字化的方式化解數字糾紛對類型化的知識產權糾紛。近三年,4.3萬件知識產權糾紛在訴前化解,8.5萬件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撤訴。

 改革試點構建新格局

 2020年12月14日,深圳中院判決姜某某等人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該案涉及一種通信技術的商業秘密,被告人采取多種手段規避權利人的保密措施,對技術秘密進行部分修改后使用于兒童電話手表上,但仍難逃法網,受到刑事制裁。2021年,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認定以電子彈窗形式呈現相關商標的行為屬于商標使用行為,對王某某銷售假冒蘋果品牌的“白牌”耳機的行為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一個個案例,體現了深圳法院依法懲治數字經濟知識產權犯罪的決心,侵權案件民事、刑事、行政一體追究制度不斷完善,全鏈條知識產權保護合力正在形成。

 在構建知識產權立體化保護數字深圳的進程中,深圳法院貫徹落實《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關于新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試點意見,開展新型數字化權益保護研究調研。兩年多的試點工作中,深圳中院出臺了全國法院首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規范性文件,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15宗,累計判賠金額近1.25億元,有效打擊和遏制了數字經濟發展中頻發的惡意侵權、重復侵權行為。建立契合數字經濟規律和知識產權審判規律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在群控“刷流量”等新型互聯網案件中采用證據披露、證據妨礙排除和優勢證據規則,著力解決賠償金額確定難的現實困境。大力推廣區塊鏈技術在審判中的應用,上線法院區塊鏈證據核驗平臺,降低數字版權成本、簡化電子證據核驗過程,有效破解維權成本高、周期長、取證難問題。

 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關于推廣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知》,對深圳率先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明確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違法經營額計算、賠償標準問題;率先界定證據妨礙排除規則的適用標準,破解知識產權侵權“舉證難”;實施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技術調查官制度,準確查明認定技術事實;創新知識產權“速裁+快審+精審”三梯次審判工作模式等經驗,向全國推廣。(李倩 本報通訊員 張蘇柳)